吴赞之(1917年—1978年)，广西融安沙子乡石岩村人。16岁开始阅读家兄从上海寄来的各种进步书刊。1937年9月，在桂林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194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7月，受党派遣打入柳州三青团任代理书记，进行秘密革命活动。

　　1942年桂林发生了“七九”事件后，吴赞之临时兼任中共柳州特派员。9月，事态恶化，他转移平治县（今平乐县）中学任教。1946年2月，任桂林地区特派员，负责钟山、富川党的工作。1947年6月5日，率领钟山、富川武装在英家举行起义，一举攻下英家、公安等处乡公所，打响了广西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新中国成立后，吴赞之先后担任中共平乐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中共南宁市委秘书长、副书记；平乐地委、梧州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建工局局长、区建委主任、党组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区革委委员等职务，在不同岗位上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78年11月24日逝世，享年61岁。

　　1943年，吴赞之被钱兴抽调到广西省工委当保卫兼后勤工作之后，自己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作为省工委机关的保卫兼后勤人员，不仅要防止省工委机关和同志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还要保障工作的经费来源。

　　为解决机关日常开支，他和农民积极分子一道开荒种地、割草、烧石灰，肩挑货郎担游乡串寨筹集经费和传递情报、建立关系、侦察敌情。

　　经过半年的磨炼，吴赞之由一个白面书生变成一个粗壮、光膀赤脚、满脸胡子、能挑善种的庄稼汉了。走乡过寨去贩卖，赚得一些微小利益，缓一缓党组织活动经费的窘境，还有效接近群众了解情况，同时可以兼顾交通员的工作，保持与各地党组织联络的畅通。

　　努力工作的吴赞之也有“受委屈”的时候，那是1943年农历十二月初十左右，吴赞之对钱兴说打算送四五斤黄糖给贫农房东十三婶过年，钱兴赞同吴赞之的做法，并说吴赞之的想法很好，做法也对。

　　但是过了很久黄糖还没有送出去，钱兴就催吴赞之说：“要送东西给别人就要真心，要早些送，不然房东就花钱买了，再送就没有意思了，对房东也没有什么帮助了。”

　　然而，吴赞之却有着自己的打算，一个月30天都在附近各集市上做买卖，100斤黄糖周转一次就可以得回110斤，运气好些的时候可以得到120斤，每三天就周转一次。准备临近过大年，正是贩卖杂货多挣些钱的时候，吴赞之当时一心想着把糖多周转几次，多赚些钱。

　　所以吴赞之打算在农历二十二的时候再送黄糖给房东，并且小年是二十三，吃汤圆还来得及，所以一直到农历二十的时候吴赞之还没有把黄糖送给房东。

　　钱兴提出意见之后，吴赞之没有接受，还说钱兴不会精打细算。

　　这看起来像是一件小事，后来在整风运动中钱兴同志在谈到群众路线问题时提出，叫大家思考这件事情是否做得对。

　　钱兴说，我们党员同志在做每一件事情时是否处处站在群众的立场看问题？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吴赞之同志心里想着多赚些钱，为省工委缓解活动经费的困难这本身没有错，但有没有换位思考，若站在十三婶的立场、站在群众的观点与立场上看问题。就应该早一些给十三婶送糖过去，让她不必再为买糖的事操心。

　　钱兴批评吴赞之的群众观点有问题，说这是把剥削阶级意识带到党内来。

　　这本是中肯的批评，一开始吴赞之想不通，觉得有些“委屈”，思想上有抵触情绪，想想处在艰苦生活中的自己，看着货担里的食物眼馋着不能动手，摸着口袋里挣来的一些钱自己一分不能够乱花，一心一意地为解决机关工委的困境而努力，结果却换来一个群众观点有问题，实在是有些弄不明白。

　　但仔细一想，钱兴同志的说法是对的，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确实是立场观点有问题。当时参加讨论的同志也深深认识到其中的差别与对错，思想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提高了觉悟、提高了党性修养。

　　做生意为党筹集活动经费的吴赞之，心中的明灯永远闪亮着，没有人监督，没有人查管，靠的就是作为党员的一把标尺，自己从来没有从所获利润中占取一厘一毫，受饥饿困扰的他，没有从自己所担挑的食物货担里拿出一口以满足口食的欲望，他知道自己所担挑不是普通的杂货，而是党的伟业。一心为党，一心向党，即使是受些小委屈也算不了什么，心想着党，胸中怀着百姓，坦坦荡荡，心里就会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