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有幸获得一个机会观看了歌剧《大儒还乡》，两个多小时的演出时间，能够让人有一种看下去的冲动和感动，这样的剧目似乎不是很多，除了剧本深刻的思想性和演员良好的演出水平之外，真正能走入观众心灵的，是主人公陈宏谋可贵的忏悔精神。一片桑林，绿油油地集中在一个区域内，里面还立着一块大儒政绩的纪念碑，桑农其乐融融，一派祥和的乡村气氛。也就是从这块纪念碑上，大儒从守碑桑农的言谈中逐步发现了这片桑林其实是一个政绩工程，并导致了当年误断杀害自己敢说真话的学生、学生女儿为父报仇被俘等一系列事件。于是，大儒的心灵经历了震惊后悔自责忏悔觉醒等曲折而复杂的心路历程，最后，冒着生命危险禀报皇上，澄清虚假桑政，请求免除百姓桑赋，在迈向桂林的回乡之路上，抑郁而死。该剧的可贵之处是表现了陈宏谋大诚、大勇、大智、大明的儒家思想，成功塑造了陈宏谋民本忠君的大儒形象。作为一名社会公民，看完这出歌剧之后，萌生的第一个感悟是：现代的问题官员更应具有忏悔意识。
　　大儒真实的忏悔精神深深震撼了我们。作为一个封建官员，能够有这种精神确实很难得，这种精神的根基在于坚守做人的道德底线，在于对自我心灵的审视，在于对自我灵魂的拷问。陈宏谋可贵之处就是发现自己虚假政绩勇敢自责，对当前追求虚假政绩的官员无非是一剂良药，剧作者齐致翔对记者如是说，此言可谓一针见血。的确，反观我们一些官员的工作，刚建不久的楼房歪了，刚建不久的大桥坍塌了，刚整治不久的煤矿又发生矿难了，从楼脆脆到楼歪歪，从筋（钢筋）瘦瘦到浆（水泥砂浆）假假，从桥跨跨又到桥瘫瘫，对这些令全体国人震惊的事件，我们的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除了在新闻媒体上申明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第一时间做出了处理之外，事后鲜见反省、道歉的话语，更别说引咎辞职了。有陕西蓝田居民发现，蓝田县北环路上的景观灯安装的灯泡太多，每杆路灯上有136盏小灯，长约500米的一段路上，两排有36杆路灯，一杆路灯上的小灯如果全部点亮的话，功率就是1496W，相当于两台功率750W的1P空调的耗电量，36杆路灯就相当于72台1P空调。500米的路段，真的有必要做这样浪费的设计吗？出了问题，有关领导总是千方百计地找理由为自己开脱责任，能推则推；或者采取躲避方法，躲避媒体；即使迫不得已面向媒体，也不能正面回答问题，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摆功劳，只谈成绩，不谈造成错误的原因。可以说，这种状况，是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永远的硬伤。与封建时代的陈宏某相比，距离真的是太大了。
　　在我的印象中，托尔斯泰可以说是俄罗斯最具有忏悔意识的精神巨人，他代表着真诚与庄严的文学巨作《复活》，主人翁就是一个典型的忏悔贵族。作为高级官员的聂赫留朵夫，从骄奢淫逸到自责、从震惊到忏悔，从玛丝洛娃身上获得了精神的复活。同样，托尔斯泰也从《复活》走到了精神的高原，一个极有钱的世袭伯爵，在追求和实践托尔斯泰主义时，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状态时，觉得极不道德极不合理。他认为在苦难的俄罗斯大地上，自己完全没有理由如此养尊处优这种反差巨大的生活简直坏到了极点。于是，他在80多岁高龄时还要走向民间，亲自耕作，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并有意嘱托他人将自己埋骨于自己亲手栽种的树木之下，因为儿时他曾经听保姆或村妇讲过一个古老的传说，提到亲手种树的地方会变成幸福的所在。显然，他晚年所向往的幸福应该是灵魂的安宁。直至今天，人们还清楚地知道，那个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没有墓志铭的长方形土堆，朴素的坟墓中安息着一个伟大的灵魂。
　　如果，我们的问题官员，具备了陈宏谋的大诚和大勇，具备了托尔斯泰的忏悔精神和道德高度，此乃党之幸事，国家之幸事，民族之幸事，个体灵魂之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