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今属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乡弄烈村），1894年的大年初一，在一户富裕的壮族人家，一个男孩出生了。家里人认为这是吉祥的象征，便给孩子取名韦秉吉。转眼20多年过去，男孩长大成人后，他志向远大希望自己出类拔萃，于是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韦拔群。

一心想着干大事的韦拔群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在1914年离家远行。他看见了东兰之外的世界，也看见了一个破败不堪的苦难中国。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游历看天地，黑风卷血雨。老天无情义，善良受人欺。”可见，革命的种子已悄然种下。

游历两年回到家乡的韦拔群开始进行大量的革命尝试。他参加“讨袁护国”运动，去贵州讲武堂学习军事，接触《新青年》，了解马列主义，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他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因为按照他的家境，不革命日子一样过得下去；他不是一个只想着自己的人，因为他闹革命，是想让大家的日子都过得下去。此时的韦拔群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军阀割据下的腐败政府和地主豪绅是农村苦难的根源。但是按照当时的情况，他的家庭也应该是革命的对象，韦拔群会怎么做呢?

韦拔群将自家土地无偿分给贫苦百姓耕种，得到底层劳动人民的拥护。当时国民党东兰县政府编印的《东兰县政纪要》记载:“本县自民国十年(1921年)间……韦拔群倡行共产，一般青年群众，受其邪说煽惑，趋之若鹜……”1921年9月，韦拔群与陈伯民、牙苏民、黄大权等一批进步青年秘密成立了“改造东兰同志会”。大家卖牛买枪，歃血为盟，正式开始了有组织、有武装的革命斗争。这一年，韦拔群27岁。

韦拔群认为发动群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群众办好事，所以他就考虑为群众办两件好事:对上请愿，对下清算。

对上请愿，对下清算；凝聚人心，壮大队伍。韦拔群成了远近闻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同时也成了反动军阀和地主豪绅们最痛恨的对象。双方摩擦冲突时有发生，其中最为激烈的当属“东兰惨案”。

1925年，韦拔群在东兰县武篆镇巴学村的北帝岩开办了广西的第一个农讲所。农讲所宣传的是反对地主收租、放债、雇长工，反对政府的苛捐杂税，打倒军阀和土豪劣绅。这一点，在韦拔群写的一首山歌里可以得到印证:“右江青、红河红，天下工农一样穷；为何穷？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剥削我们工与农。工与农，快起来，闹起革命把头抬。”这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当时的腐败政府和地主豪绅。

1926年，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命令龚寿仪带领一个团，到东兰清剿旧桂系陆荣廷的残部。东兰县知事黄守先趁机呈上韦拔群的各种“罪状”，随后大军“清剿”武篆地区。农讲所被捣毁，农民运动骨干和革命群众500多人被杀害，多个村庄被烧毁。韦拔群带领大批革命群众突围转移到西山的山洞里，与敌人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较量。

在敌人残酷的镇压下，革命队伍始终没有放弃斗争。韦拔群在西山成立了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开展游击战，成立锄奸团，秘密处决反动乡绅。当时恰逢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工农运动出现了高潮。韦拔群抓住这一时机寻求外界帮助，他把《请看盗阀官僚劣绅土豪烧杀东兰农民之惨状》的快邮代电发往广州国民政府和各大报馆，争取外界对东兰农民运动的普遍支持。这一行动促使驻扎东兰的新桂系撤回百色，最终广西省政府作出了“缉拿元凶，赈恤受害农民”的决定。

右江地区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截至 1927年3月，东兰有区农会11个、乡农会134个，有农民自卫军共500 多人、农会会员8700余人。这段时间发展壮大的力量，为三年后胜利发动百色起义奠定了基础。1930年红七军主力北上，韦拔群被安排回东兰继续发展新的力量。

红七军主力离开后，右江革命根据地遇到新桂系军阀的疯狂“剿杀”，反动派不断出重金要买韦拔群的人头，最终韦拔群被叛徒韦昂惨杀，在杀害韦拔群后，凶手韦昂、主谋陈的伯离开东兰，去了柳州。后来，韦昂被地下党秘密处决，陈的伯于1962年在柳州融水被陆宗祥抓获。                                                                                           韦拔群全家有18位亲人为革命壮烈牺牲，在他的影响下，东兰县有9000多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1600多人随红七军北上远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兰籍士兵中有2266人被确认为革命烈士，烈士数目居广西各县之首。

毛泽东曾说：“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他还评价韦拔群：“东兰是个革命根据地，过去韦拔群同志就在那里领导人民闹革命，后来为革命牺牲了。他就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农民的好领袖，党的好干部。”

他的名字叫韦拔群，但在东兰，人们更愿意亲切地称呼他为“拔哥”！